唐朝的兴衰 府兵制向牙兵制转变导致了唐朝的衰败
李渊起兵反隋,建立大唐帝国,逐步削平群雄,统一全国。与此同时,南征北战,东征西讨,四夷畏服,拥有国土面积1600万平方公里,是中国历史上继强汉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。虽然大唐帝国常年不间断地对外用兵,在安史之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保障了人民生活的相对富足,市场繁荣,外商云集,昂扬向上,这一切得益于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系统,切实合理的内外政策。之所以出现由盛转衰的局面,与穷兵黩武搭不上边,因为穷兵黩武的标志是民困兵疲,国家财政入不敷出,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崩溃,大唐前期并没有出现这种局面,主要在于唐玄宗老年昏庸,糊涂怠政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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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袭隋制,民政军政分理,统归于中央,实行三省六部制,决策执行高效。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二级行政管理体系,中央直接任命州县主要官员,保证政令统一。在经济方面推行均田制,保障耕者有其田。同时实行租庸调,平衡人民的税收与劳役负担,保障国家财政的稳定收入。在边疆地区设置都督府和都护府,统管少数民族羁糜府州。府州都督、刺史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,皆以世袭,不承担纳税义务。贞观十三年(公元639年)全国有358州,1,551县。鉴于州县众多,加之距离京都有远有近,为管理方便,在全国划分十道。道并非一级行政单位,不置常驻官员,各道由皇帝不定期派巡察使或采访使巡视,监察地方官吏和了解各地情况。在军事方面实行府兵制,全国分设630个折冲府,分驻各地,每府设都尉统领,大府1200人,中府1000人,小府800人,国家按人头分配一定的田地,不服徭役,农忙时务农,农闲时集中操练,自备兵器与战马,战时自备路途中的粮草奔赴战场。中央设16卫,每卫设将军管理,前12卫分别管理府兵,后4卫分领京都禁卫军。战时凭皇帝圣旨就近集结府兵作战,战争结束后带兵将领回归朝廷,折冲府官兵回归住所,兵将分离。
好的制度必然起到好的作用,均田制、租庸调制保障了国家财政的稳定收入,同时府兵制相对减少了国家的军费支出,人民生活安定,丰衣足食,国家发展蒸蒸日上,并没有因为对外战争导致国弱民贫。李世民睿智神勇,勤政爱民,击败突厥把国土扩张到漠北西域,征高勾丽把国土扩张到外东北,征服西南夷把汉时的国土重新纳入大唐的版图,文治武功惠顾中华大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世民以及后继者不断开疆拓土,并建立了有效的统治。平定西突厥的战争,将广袤的漠北草原,打出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,在中国封建王朝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历史上,一旦一个与该王朝周旋多年的游牧民族惨遭重创,那接下来,势必会有一个新兴民族崛起于草原,填补其留下来的空白,继续成为中原王朝的大敌。看看以前的历史,汉朝平定匈奴后,鲜卑人取而代之,而北魏重创柔然后,突厥又趁势而起,在东突厥遭到唐朝沉重打击之后,会有新的部族趁机崛起,继突厥之后统治草原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唐军每平定一个地方,即建立军政机构管辖,在东西南北边疆地区分别设置安西、安北、安东、安南、单于、北庭六大都护府,稳定了边疆,不致少数民族地区附而复叛,反复无常,此等有效管理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之前,长达百年之久。
随着封建军事制度的演变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变化,统治集团中的明争暗斗又逐渐激烈起来。自唐睿宗时起(公元684年),为了适应边防军的需要,开始设立节度使,由统领当地军队的都督兼任。这时地方州郡仍由朝廷委任的各道按察使监督,不隶属于节度使。天宝中,节度使增至八个,它们是:安西(驻今新疆库车)、北庭(驻今乌鲁木齐)、河西(驻今甘肃武威)、范阳(驻今北京)、平卢(驻今辽宁朝阳)、陇右(驻今青海乐都)、朔方(驻今宁夏灵武)、河东(驻今山西太原)。他们的权力也大大扩张,一般不仅兼任驻区的都督、刺史、且兼任一道的采访处置使,握有监察地方官吏的大权。同时,他们还兼屯田、水陆转运等有经济权的使职。这样,节度使们就集地方军、政、财权于一身。天宝中,缘边御戎,置八节度使。受命之日,赐之旌节,谓之节度使,得以专制军事。行则建符节,树六纛。外任之中无比焉。至德以后,天下用兵,中原刺史,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。节度使往往兼领数镇,久任不替,长期掌兵。因此,昔日府兵制实行时期的那种“兵散于府,将归于朝”的状况已经过去了。此时的节度使,正如《新唐书•兵志》所说“据要险,专方面”,既有其土地,又有其人民,还有其甲兵,又有其财赋的地方军阀势力。早期的节度使,在边防重镇设置,统辖边防军队、驻守国境,不管理州县事务,是比较固定的军事首领。一般地区所设的节度使,其性质和魏晋南北朝的都督、刺史相似,以节度使兼任所在的州刺史。这类节度使多设在中原及东南、西南地区,由中央任免,大多数是文人担任。安史之乱后,军阀占据地的节度使,形成了半独立的政权,即使表面上听命,也始终是唐朝政府力量所不能控制的地方割据军阀。
唐帝国到李隆基开创的开元年间达到了顶峰,但是,年老的唐玄宗与年轻的唐玄宗判若两人,锐志进取已经不再,到天宝年间沉湎于酒色,在温柔乡里昏聩自乐,把军国大事置于脑后,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,打压刚正不阿的能员,提拔溜须拍马之徒,致使朝廷昏暗,奸邪当道,最为奸诈的杂胡安禄山就是在李林甫的关照下上位的。本来方镇节度使是为了镇守边关所设,权限仅只是边关军事长官,听命于中央,并且还有任期限制,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却委以军、政、财大权,俨然一个土皇帝,虽然天宝年间还有表面的繁荣与强大,但却从骨子里已经烂了。即便如此,唐帝国也不是无可救药,在李林甫罢相之后杨国忠担任丞相,屡次建言安禄山有反意,不可靠,可唐玄宗置若罔闻,对安禄山仍然信任有加,仍旧让其担任范阳、卢龙、河东三镇节度使,拥兵15万。如果唐玄宗理智一点,听从杨国忠的建议,注意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”,即使对安禄山不做怀疑也要严加防范,削其兵权,或者让其只担任一镇节度使,大致不会发生叛乱,即便叛乱,兵力有限大唐军队完全可以在短时期内剿灭,之后再剥离方镇节度使的民政权与财权,恢复到节度使只是军事长官的时期,也就没有了之后的藩镇割据,大唐的辉煌将延续。
大唐的灭亡与别的朝代灭亡的原因不同,一般而言,皇帝无道或者皇帝年幼,奸贼当道,朝廷昏暗,官逼民反,农民起义,皇朝灭亡。大唐的问题出在皇帝昏庸,节度使权力过重,在绝大部分国土都出在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藩镇叛乱,导致天下大乱,中央权威弱化,终至灭亡。虽然大唐最终灭亡与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,但与朝廷的关系不大,一个管理不了地方没有权威的朝廷有何作为,问题在于藩镇的横征暴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