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廷黻：政治和教书一样清高

原文章出自《人物》杂志

蒋廷黻(1895年诞生于邵阳县一个半农半商的殷实之家。1906年，11岁的蒋廷黻便进入湖南湘潭的 长老会学校，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，他只身留美，先后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修习历史，师从当时著名的 海斯教授。1923年博士毕业后回国，先是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后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；1929年，转赴清华 大学任历史系主任。从南开到清华，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学者生涯。“九一八”以后，国难当头，他和胡适一起创办《独立 评论》，品评时政，并引起蒋介石的注意。曾三次召见蒋廷黻。在20世纪30年代“学者从政”的浪潮中，蒋廷黻弃学从政 ，在国民政府中除前期担任了一段为时甚短的政务院处长职务以外，一直从事外交工作，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中国第一任常 驻联合国代表，直到1965年在台湾“驻美大使”的位置上退休。在当年和他一起应蒋介石之邀从政的学者中，他算是唯一 “有始有终”的一位。1965年10月9日，蒋廷黻病逝于纽约。

长期以来，蒋廷黻一直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，当胡适的传记已有十数本之多时，迄今大陆也没有出过一本蒋廷黻的传 记。但蒋廷黻实在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人。

在蒋廷黻晚年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清华时的同事、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济，借赴美参加学术会议之 机到蒋的寓所叙旧。李济问他：“廷黻，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，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？”蒋廷黻 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李济：“济之，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，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？”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哑谜倒确实是 蒋廷黻一生事功与心态的绝佳写照。他大半生从政，试图创造历史，却没有留下张骞般能传诸后世的政治功绩，而不经意间写 下的《中国近代史大纲》，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；但从心底说，他所景羡的还是学者的生涯以及作为学者的创造，在他 的心目中，“立德”、“立言”永远要高过“立功”。据清华时的同事、且为《独立评论》同仁的陈之迈所撰《蒋廷黻的志事 与生平》一文记载，蒋廷黻在晚年曾对陈之迈说：“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代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一段”。

改造清华历史系

1928年8月，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改为国立大学，曾为五四运动健将的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 长。罗家伦到清华后就着手对清华的校务进行整顿改革，他悬的甚高，将自己曾经就读的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清华努力的目标。

其时的清华尽管在1925年成立了国学院，并延聘四大导师，名扬学界，但无论是课程、师资，还是科研方向，清 华的历史系都尚处于草创时期，力量并不雄厚。在国外曾将历史作为主攻方向达10年之久的罗家伦对此自是心有不甘，他要 将清华打造成一个既有自身特色，又能与北大、燕京、辅仁一较高下的史学重镇。但谁能挑此大梁呢？罗家伦正在踌躇之际， 与他在清华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的郭廷以向他推荐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时任南开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。罗家伦在美国留学时 即已与蒋相识，他和郭廷以在课堂上使用的参考书中就有蒋廷黻编的《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》，对蒋的学识和才干，他是了解 的，当下一拍即合，立即写信邀请蒋廷黻到清华任教。但蒋廷黻并不愿离开南开，情急之下，罗家伦不惜得罪自己在北大时的 老师朱希祖，亲赴南开，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蒋廷黻。1929年8月，蒋廷黻就任清华历史系教授，并担任系主任之职。

蒋廷黻到清华后很快就发现，清华历史系的教授或者说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的治学方法存在着问题。在他看来，史学研 究重在考察一个时代与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相关的诸多方面——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、心理，考察一个时代与相接的 另一个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与变异性，以及若干时代的整体发展趋势。史家的最后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。但我们已往的史家 “以治某书开始，也以治某书为终”，为疏证而疏证，全然忘却了“求了解文化演变”这一根本的目标。

因此，蒋廷黻认为首先要对清华历史系的师资做一次大的调整，他不声不响的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， 并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。

在师资的培养问题上，除了引进一些新教授，蒋廷黻还从清华的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进研究院，如果成绩好，就设法 送他到国外去深造。按照蒋的设想，一名优秀的教员，必须具备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开阔的视野， 因为“中国已经深入国际生活中，闭关自守的时期早已过去”。特别是在国难日重的特殊历史背景下，中国近代的外交史尤应 加强。不仅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本国的历史，而且要了解环伺的强邻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因此，一遇到合适的学生， 他就鼓励他们做相关的研究，为他们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。从发生于1933年的“朱延丰出国案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蒋廷黻的良苦用心。

这年的11月，清华历史系在讨论该年资送优秀毕业研究生出国时，朱延丰和邵循正两位毕业研究生的课程成绩和论 文均为优秀，皆符合资送出国的条件，但是历史系最终只推荐邵循正一人出国留洋。这个决定让朱延丰非常不满，随即他先后 向蒋廷黻、清华评议会及校长梅贻琦申诉，最后甚至上书教育部乃至求助律师，准备诉诸公堂，从而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朱延丰 出国案。

尽管此案最后由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出面解释了整个事件的原委，而终告平息。但此案所反映出来的资送研究生出国 深造的标准却不折不扣地折射出蒋廷黻改造清华历史系的基本思路。

朱延丰是清华升为国立大学后的第一级毕业生，曾担任历史系助教一年，后经过陈寅恪的严格考查而被录取为研究生 。1933年3月，朱延丰的毕业初试时，其学术能力也得到了朱自清与陈寅恪两位先生的一致认可。作为清华历史系最重量 级的教授，又是朱延丰的导师，陈寅恪是有一定发言权的，甚至有相当的决定权。但是，据陈寅恪在1934年1月8日给梅 贻琦校长的信中透露：当日教授会议在研究该派谁出国时，恰恰是陈寅恪首先表态，认为只宜派邵循正一人。而且，这一主张 得到与会各位教授的全体赞同，无一异议。

到底邵循正比朱延丰强在哪里？原来朱延丰一直在历史系读书、工作，并不具备良好的多学科背景。邵循正则不同， 他本科是清华政治系，主攻的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，转入历史系研究部后，成绩又非常突出。朱延丰跟随陈寅恪先生，主攻突 厥研究，而邵循正的硕士论文则是做中法越南问题研究，完全是中外关系领域，更符合蒋廷黻对历史系的总体设计思路。同时 ，资送法国留学，邵比朱更具备语言优势。明乎此，选择邵循正而不是朱延丰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经过蒋廷黻的努力，清华历史系不仅储备了一批优秀人才，而且结合中国时代的特色，为清华历史系确定了新的教研 方向，使得这个时期的清华历史系与当时北大、燕京、辅仁等校相比，既独树一帜又实力超群。

当陈之迈1934年从美国返回清华时，他看到这个新的历史系也不由得感叹道：“气派完全不同了。廷黻主持清华 历史系的计划是使中国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专门学者教授和研究，而外国史方面则特别注重中国两个邻邦———俄国与日本。 这是他远大的理想，而竟能在几年中实现了大部分，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。这个历史系的阵营堪称当时海内第一，我想是没有 多少疑问的。”